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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期先秦儒学中,文学统一于儒学。孔子所谓儒门四科包括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德行为首要品质,文学为末事。魏晋以降,文、儒关系发生裂变,文学独立,与经学、玄学、佛学并列为四。南朝以迄隋代,学风渐渐以文学相尚,但往往受到儒学的排斥。
北朝坚守儒学敦厚笃实的精神。开皇中李谔“崇经抑文”。唐太宗励精图治,唯以儒学相标榜,儒学成为李唐始初立国之本。故汉魏以来,儒学是官僚政治群体的核心价值取向,以及九品官人法的文化基础。门阀士族以儒学礼法传家,因此,儒学具有鲜明的贵族品格和正统地位。
而文学则往往与寒庶联系在一起,被视为旁门左道,即便是为帝王隋炀帝、唐太宗所倾慕,但总被敲响亡国的警钟。武则天科举改制,挑起文学大旗,势必从根本上要动摇以门阀士族为核心的旧贵族的文化根基,代之以培养以寒庶为核心的文人群体这一新兴阶级,使之成为听命于己的文化政治基础。
所谓文学之士、文儒之士,强调文学在先。这种人必须具有熟练的文辞运用技巧,这是做官的基本素质。儒家道德已经不是首要的条件。因此,武则天打造的新兴官僚个体,大多集官僚、文士与诗人三种属性于一身。文儒分途,先文后儒,弱化了文人的独立品格,使其更多功利性与依附性,更便于为君王所驱策。
不仅如此,武则天还通过设立武举完成了士人文武分途的设想,使以关陇贵族为核心的文武合一,原本能够出则为将、入则为相的全能之士,分裂为要么做文官,要么做武将的单向官僚个体。这种价值取向和选材标准,弱化了个体的综合素质,严重削弱了贵族集团的力量。隋与初唐,尽管实行科举,但科举出身并非人仕的主要途径。
武则天信任文人,并开始大量重用文人
武则天信任文人,并开始大量重用文人。他们分别来自隋及初唐参加科举的人才以及武则天科举改制过程中培育的人才。在高宗朝尚由长孙无忌执政之初,朝廷内外已经聚集了一大批不受重视却不甘寂寞的文人势力,他们是贞观时期由科举登第的普通文人,多数来自山东、江南等地区,由于受到关陇集团的排挤,他们支持武则天革命。
许敬宗、李义府、崔义玄、王德俭、侯善业、袁公瑜六人,是高宗时期支持武则天革命的文人。
许敬宗隋代秀才,李义府贞观六年对策擢第。围绕是否立武氏为皇后的问题上,他们以新兴文人阶层与关陇贵族形成尖锐对立,坚决站在武氏一边,终于助其成功。如意元年武则天褒奖他们昔日在高宗永徽时期的“翊赞之功”。
如果说,大一统局面下,隋文帝创制科举是为削弱贵族分权达到权利集中,太宗推行科举是为固权,那么,武后改制科举,则旨在夺取,进而专权。此亦其立也。科举考试中,所谓“殿试”,是由武王开创的。
《通典·选举三》载:“武太后载初元年二月,策问贡人于洛城殿,数方了。殿前试人自此始。”唐代武则天科举改制的政治动因考本来是吏部或礼部大臣知贡举,武则天为什么要在大臣知贡举之外,另加一层殿试,亲自试士子于殿前呢?原来,殿试是在则天革命、夺取李唐天下的历史背景下,担心被士人孤立,从而发生与大臣之间的人才争夺战。
其实质亦是化大臣之分权为中央之权力集中,由中央之权力集中转变为帝王之专权。因此,为儒家所乐见的“太宗官僚集团中特有的集体精神被破坏”。从王夫之激愤的批评中,可察知武氏废公为私意在专权的良苦用心。
当时关陇军事贵族在朝堂势力庞大,武则天通过科举制度提拔寒门子弟,制衡并打压关陇军事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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